刘春田：知识产权保护模式问题欠缺一场“真理标准”式的大讨论

作者|李含法治周末记者

来源|法治周末

在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间应当如何选择？正值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之际，对于专利保护这两条不同途径的态度，一时间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。

我国的专利保护制度模式，在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间应当如何选择？正值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之际，对于专利保护这两条不同途径的态度，一时间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曾表示，要调整优化知识产权“双轨制”保护模式，建议逐步优化以司法保护为主导、以民事诉讼为主渠道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。

而面对同样的问题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，则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，在改进司法保护的同时，建立多元的专利保护机制，特别是充分发挥专利行政执法的作用，通过专利法修改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相关制度。

上述观点，对于我国专利保护制度未来的发展，似乎存在一定冲突之处。如何处理专利领域中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？而在更高一层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上，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？对此，法治周末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教授。

法治周末：能否请您介绍一下，专利领域的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这两条途径，分别发挥着怎样的作用，有着怎样的区别？请问您认为，专利领域中的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之间，有着怎样的关系？

刘春田：专利保护模式的设计与选择涉及法治原则，是知识产权领域的大问题。陶凯元副院长与何志敏副局长分别就知识产权保护所发表的意见，反映了对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不同追求。

从历史上看，专利制度源于大约400年前的英国，而中国的专利制度则始于清末。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，基本没有专利制度，也不具备实行专利制度的经济、社会条件。与发达国家不同，新中国的专利制度是政府推动建立起来的。

众所周知，专利权属于私权，按照传统的法治原则，私权纠纷依法应当通过司法的方式解决。但文革后我国司法系统重建，百废待兴，知识产权司法工作无机构、无人员、无经验。在当时的体制下，由同样新生的专利部门借用行政手段，一定程度负担起专利保护的责任，暂时“客串”一下，既有其合理性，也不失良策。

行政手段在这段时间里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，多年来，全国形成了多种部门不同、机制不同的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系统，集合了一支队伍。而与此同时，我国司法制度逐渐兴起，且日臻完善，渐成主导，司法与行政职能出现了交叉。如何协调司法、行政二者的关系，遂成问题。

2008年6月，国务院通过了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》，该文件照顾到历史与现状，并虑及长远，提出了知识产权保护“司法主导”的原则。这个文件事实上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导起草的，我有一定程度参与，当时达成的共识是，行政保护作为过渡措施，一旦司法机制成熟，其历史使命即告完成。2008年后，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依然并存，但是司法保护已渐成主导之势。

法治周末：一直以来，对于专利保护应当“强行政执法保护”还是“强司法保护”，业界争议较大，各种观点并存。请问您认为，强行政执法保护和强司法保护，分别意味着什么？对于专利制度而言，这两种不同的侧重，可能会分别带来怎样的影响？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，您认为应当如何处理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之间的关系？

刘春田：在此需要澄清一个事实：在我国，专利权的“强”保护是个伪命题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形势并不乐观，无论司法、行政执法都不存在“强”的问题。

知识产权发达国家的专利法，以及专利权国际公约，都没有“更加严格”、“强化”专利保护的言辞。国际公约的要求是对专利权实行“充分有效”的保护。中国同样存在能否依法对专利权实行“充分有效”保护的问题。所谓“加大力度”，“加强保护”，都是空话。

我们今天的话题，不是“强行政保护”还是“强司法保护”，而是在发生侵犯专利权纠纷时，应由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，或者二者都可以担当起解决民事纠纷的角色定位问题。事实上，当下我国的现状——同时用行政和司法两种手段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模式，是存在冲突的。

法治周末：此次专利法修改的草案中，有大量关于完善和加强行政执法的相关内容，包括：规定专利行政部门开展必要调查取证的职责；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，以便快速解决纠纷；针对涉嫌群体侵权、重复侵权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故意侵犯专利权行为，规定主动查处程序等。请问您如何看待专利法修改草案中，这些加强行政执法的相关内容？

刘春田：我国2008年的专利法修改中，已经在较大的范围和程度上，增加了有关行政执法的规定。从制度层面上看，这些修改与世界各国相比，突破了专利局的传统职责范围。

但是，近年来我们在知识产权局的报告中看到，行政执法解决专利权纠纷的数量不断上升，成绩显著。此次专利法修改送审稿所表达的修改意向，对行政执法的范围、事项和力度有了进一步的拓展。

最近，国家知识产权局进一步努力，相继公布了一些执法指导文件，以强化行政解决专利纠纷的措施。这些行政执法权限，出现了与法院司法职责的相互交叉、重叠的现象。近期有刊物发表的关于加强专利行政执法的署名文章，也引起了知识产权界的关注。如何回应这些问题，协调解决这些矛盾，是各界、首先是法学界的任务。

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三令五申，厉行法治，要求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。因此，此前提下，如何为行政执法辟出合理的空间，构建合法有效的机制，以完善知识产权法治，是各方面共同的职责。否则，知识产权保护实践就会出现混乱。

法治周末：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改正在关键期，请问您认为，此次修改中，应当如何确定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之间的关系？具体在哪些方面，或者应当有怎么样的规定来确立相关的规则？

刘春田：这个问题涉及法治的根基。追求法治是我们的共识。但是，究竟司法保护和目前的行政执法模式到底哪个是法治，取其一还是二者并存共处，这个问题不宜模糊，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交代，否则会继续对实践造成困扰。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之间的笔墨切磋、隔空发声，就是一例。

对此，立法机关、司法机关、行政部门、学界、产业界等，并无共识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？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：“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。”但是，何谓法治，如何凝聚对法治的共识，如何在制度设计和社会实践中贯彻法治原则，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性、科学之道，使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和谐统一，并非一蹴而就。

事实上，在我国，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领域，无论基本概念、基本理论、科学方法还是基本制度，从权利本质、法律属性、立法模式、部门职能、保护模式，从立法、实践、司法、学术与教育，我们都欠缺共识，欠缺长远的历史眼光与广阔的全球视野，欠缺体系化的思维用以澄清、坚定我们的法治理念，欠缺理性的文化涵养用以培养我们独立的精神、批判的能力和科学态度。这些问题不探讨、不解决，如同拦路虎，阻碍我们前行。

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新型财产制度，是现代国家核心的基础设施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经济体而言，科学立法、合理设计公权力的分配，重要攸关，些许失误，都会造成对国民、经济、社会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伤害。专利保护模式的冲突，只是这一系统矛盾的问题之一，如“房间里的大象”“皇帝的新衣”，显而易见。

权力任性和集体沉默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。法治是理性之治，科学之治，为了弄清问题、努力凝聚共识，我国有关专利保护模式、乃至知识产权保护模式问题应当有一场“真理标准”式的大讨论。

当今世界是学习的社会，各方应本着对国民、对社会、对国家负责的态度，直面问题、广纳雅言、深入讨论，不仅有助于弄清问题、促进达成共识，为确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找到方向，同时还有助于补足我们进入现代社会终究要上的科学、理性、法治的必修课。对此，政府、法院、社会、国民，无一例外。否则，我们的GDP再高，即便终日披金戴银，也与现代社会无缘。